辽宁某出版社一位50多岁姓袁的副编审，向北京某著名大学许教授约一套学术丛书，按规定日期交稿后不久返回。该丛书主编修改，修改后的稿子交至出版社，编辑再也提不出任何修改意见，但编辑几乎不与许教授联系，拖了近3年出版社才告知许教授，“袁副编审已经退休，别的编辑不清楚稿子情况”，结果以每本书付退稿费了事。
广东某出版社聘请北京某出版社的编辑组织一套上百本的学术丛书，并把每本书的出版合同给了这位北京的编辑，一位姓杨的学者与这位编辑签订了该套丛书中一本书的出版合同，稿子交给这位编辑，编辑不久回话修改，但没有提出修改要求，此后就再也联系不上这位编辑，8年过去了，连1分退稿费也没有拿上。
西北某出版社向北京大学一位姓陈的博士生约写了两本书，出版社答应交稿后3个月出书，3年快过去了，催了几次，回话都是说要“修改修改”才能出版，可时至今日，出版社并没有退稿，作者当然就无法修改，看来凶多吉少，这位作者想到“打官司”，可当时没有签订出版合同，编辑约稿时说“签不签合同一个样，肯定很快出”，相信了编辑，可现在却“难产”了。
通过策划出版选题并决定出版某一著作，出版社一般都会以口头或书面合同形式向认为可信的作者约稿，出版社编辑和作者在见面就书的有关问题进行磋商之后，作者会认真去收集资料，写著作提纲，并精心写作。按规定大致时间内交稿后，作者就会等待出版社的反馈信息，如需修改，出版社的编辑会提出具体修改要求，作者也会按出版社编辑的修改要求进行修改；如不需修改，作者就可等待大作出版。这个出版惯例由于“经济效益”的冲击在有些出版社已明显“变形”。
作者交上约稿著作，而出版社既不退稿，甚至不提出具体修改要求，也不按期出版，一拖再拖，拖稿理由像模像样，拖上几年到最后给一点退稿费，算是好结局；有的退了稿，含含糊糊提点修改意见，就再也不向作者催稿了，结局是不了了之。某些出版社这样拖稿的最终“理由”究竟是什么？
人民出版社副编审刘丽华对记者说，按出版协议出书，只要是在协议时间范围内，那怕是3年5年都不算拖稿，所谓“拖稿”，是讲超出协议规定的时间范围之后不向作者作任何解释，也不对书稿作任何处理的行为。在这种情况下的拖稿，如果签订了正式的出版合同，就是违约行为，是不正常的，而作者总是希望所写著作出版，一般不会状告出版社，从道德上讲，出版社这样做是不负责任的。至于拖稿不出版的理由，作为编辑或出版社可以随便找，而拖稿的最终不愿告人的理由一般是：现在出版这书不能赚钱，或不能像当初想象的那样赚钱，甚至还要赔钱出版。这种不作解释或者找出种种非根本理由的拖稿，其实就是存心不出这书。
刘丽华同时还向记者分析了拖稿的其他可能性和可理解理由。出版社物色作者出现严重偏差，所写书稿完全达不到出版要求，出版社编辑认定作者没有能力修改；另一种情况是出版社策划不准，选题到出版时政治上已经“不合时宜”，再修改也不能出版；第三种情况是市场发生大的变化，再出版该书发行数量极少，暂时不具备出版价值；最后一种情况是出版社领导或内部发生较大变化导致拖稿。上述理由，作者可以理解，但无论属于哪种情况都与作者没有直接联系，都是出版社的责任，出版社就应该将真实原因及时向作者讲清楚，按有关规定及时将稿子退回并赔偿损失，而不能一拖再拖，没完没了。
在某书出与不出问题上，一般说来，作者是被动的，而出版社则可以主动一些。为了避免出版拖稿，提高出版物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，有关专家提醒出版社，第一，出版社编辑要发扬老出版家的好传统，主动与作者交朋友，全面了解作者，提高物色作者的准确度。第二，出版社的编辑和作者，即使是最好的朋友也要签订出版合同，并尽量详细些，特别是交稿和出版日期，稿费和退稿费等关键内容，其原因是，出版社和作者之间毕竟是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一种契约关系，各种可能性的变化可以从详细的出版合同中找到法律依据。第三，出版社对精品出版物的策划动机要纯，要从作品本身的质量出发，而出版物质量的本来含义“不是为了得奖”。第四，出版社对出版物的出版时间，特别是大型丛书的出版时间，在与作者签订出版合同时要打足出版时间富余量，如出现超期情况应及时向作者解释清楚，得到作者的谅解，不要到处“找借口”对作者搪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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